第9章预算成本难再削，大型石油公司亟待复苏之策！

　

我们对全国50多个劳教案例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劳教案件行政诉讼胜诉的案例凤毛麟角，敏感案件胜诉的可能为零。

车船税则涉及很多人的钱包，而汽车现在是城市人口最为关注的话题，这两个因素凑在一起，让车船税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除少数专家发出微弱的呼吁，几乎看不到媒体上有什么认真的讨论。

近两年来，时时有媒体挖空心思地寻找政府可能开征这个税的蛛丝马迹，并且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大肆报道一番——实际上是胡乱推测一番。但实际上，盲目的物质主义让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别人。全国人大便于1985年通过一个授权令，授权国务院可在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就税收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如果拿最近在美国政坛掀起巨大波澜的茶党作对照，这一点就表现得更加清楚。所谓被动性是指，人们缺乏政治参与热情，对于法律的修订，对于选举等政治活动，普遍持一种冷漠态度。

此处之法不是指一般的法规，而是指国民的代表机构所制定的具有仅次于《宪法》效力的法律，在中国，就是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车船税法（草案）》。不料想现今有的地方司法机关倒成了名副其实的对人民专政的机关。

为此应废除某些党政部门和地方当局越权擅自制定限制、打压新闻出版自由的那些非法规章、红头文件乃至口头指令。尊重和保障编辑、记者的采访、表达和传播等权利与自由，制止某些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随意抓捕记者的违宪行为。其执行公务因而享有的权威与名誉，也是人民赋予的。即使批评、检举事涉官员个人私生活乃至个人隐私，有失实之处而伤害了官员的私人名誉，其受责程度也应比一般公民私人之间的名誉权纠纷为轻。

保障舆论监督权，新闻改革刻不容缓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舆论监督的前提，是新闻媒体生存权之所系。前些年甚至有深圳某基层法院作为原告，以某杂志报道其判案不公、存在猫腻为由，起诉报社侵犯其名誉权。

在专制国家，臣民批评官家，常被视为犯上、大逆不道。新时期我国宪法已确认公民有言论自由和批评、检举、控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并规定被批评者不得打击报复。这里，私权利是指个人的生命、财产、自由，以及人格权、名誉权、隐私权、知识产权等。这并不意味着排斥执政党的政治领导，而在于解除新闻封锁和舆论一律的局面，使新闻媒体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监督党政权力的工具。

）反观我国有些地方党政当局则是反其道而行之：某些司法机关不但不作公民和媒体行使监督权的后盾，反而异化为地方贪官污吏的家丁、打手。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打击报复，则应受到党纪、政纪和国法的制裁。我认为其实质是如何正确对待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公权利（舆论监督权）与政府公权力的克制义务的关系问题。如果批评明显失实，也完全可以运用信息发布平台，作适当的澄清。

在民主法治国家，官员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在1948年，联合国新闻自由会议草拟了两个文件草案，一为《新闻自由公约》，二为《国际更正权》。

事关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宪法基本权利与自由的专项立法拖延不决，特别是不能有效地维护公权利，激励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监督权力、遏制腐败的积极性。在公民和媒体行使舆论监督权利过程中，党政机关与官员更要坚守这一原则。

但是，对官员和党政机关而言，则首先应当自觉地把自己置于被监督对象的地位，虚心听取批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总之，要使新闻媒体切实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互联网是社会信息和公民意见的重要交流平台，除确实涉及煽动暴力和宣传淫秽、泄露国家机密，以及造谣、诽谤、侵犯公民隐私、名誉的言论之外，网络管理部门不能随意删除网帖和跟帖。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曾公布《关于在报刊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规定对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批评，在报刊上发表后，如果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当在同一报刊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当然，到斯大林统治时代，苏联的司法机关已异化为镇压人民的机器。公权利则特指公民与媒体的政治权利，包括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

公民和媒体在行使新闻与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权利时，固然应当力求真实、准确。如果部分属实、部分不实，被批评者应当在同一报刊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

司法机关应做舆论监督的后盾至于司法机关在舆论监督中的地位与作用，列宁早就指出，舆论监督必须同司法监督结合，以司法监督为后盾，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社会效果。当务之急是必须落实宪法第35条给予公民言论出版自由，抓紧制定新闻出版法，保障公民、社会组织和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和出版自由，规范和保障公民和新闻记者行使公权利的行为。

前些年有关主管部门的权力者甚至说：如果制定新闻法，我们就不好管了。后来将两个文件合并，称为《国际更正权公约》，于1952年由联合国大会通过，于1962年生效。

因而，面对人民群众对官员或官方执行公务中的失职或不法行为的批评监督，后者的主要职责是平等对话，接受质询与批评，正确的虚心改正，不实的加以解释，而不是进行名誉权的诉讼。这种遗风流传下来，在我国曾经长期有所谓不许矛头向上、反对领导。前总理朱镕基在视察中央电视台时的题词曾指出：媒体应当成为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早在上世纪80年代，全国人大就草拟过新闻法，但被当时一位元老级领导人否定，理由是怕被人钻空子批评共产党。

再则，官员作为人民的仆人，对主人应抱谦恭、克制与宽容的态度。这些要求表明法院对新闻舆论监督的支持。

一旦报刊披露的问题严重到仅靠舆论得不到解决时，就要通过司法机关来起诉和判决。何至一见批评就抓捕或诉诸法院？问题更在于，从法理上说，公民和媒体的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权利与政府官员或政府机构的名誉权之间的冲突，不应看做私人之间或私权利与私权利的冲突，而应看做公民的公权利与政府的公权力的冲突。

当下新的文字狱不时重现，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受到打压。而批评某州长涉及其个人隐私（非公务行为）时严重失实，有损其名誉，法院却只象征性地判处罚款1美元。

最近又发生渭南书案——陕西警方到北京抓捕揭露三门峡移民贪腐现象的《大迁徙》一书的作者谢朝平（在社会舆论的强烈抗议下，已被取保释放）。据此，1919年3月，俄共（布）的八大党章规定，凡是人员或机关，其行为被报刊刊载者，应于最短的时间内在同一报纸上作认真的合乎事实的反驳，或者检讨已经改正的缺点错误。他认为报刊是司法诉讼的重要来源。公民在行使批评监督这一公权利时，不慎有失实之处，也应享有免责权。

理由是如果批评官员受重罚，以后谁还敢批评政府？政府及其官员无权提起名誉权诉讼至于政府机构是否可以作为诉讼主体提起名誉权的诉讼？在美国，从未给予政府机构以私法上的名誉诉权。公民针对官员与官方的公务行为的批评，应当比针对其私人行为有更多的保障。

这在法国《公务员总章程》中称为克制保留义务，即公务员因职业上的特殊需要，其享有个人权利的自由度，比一般公民要受更多的限制。而宪法确认的公民政治权利与自由却极少立法保障（只有人大代表选举法和实际上是限制自由的集会游行示威法）。

笔者在上世纪80年代初接待美国一位州长来访，他谈及某报因揭批某明星隐私，涉嫌诽谤，被判罚款200万美元。联合国大会早在1946年就宣布：新闻自由当为基本人权之一，且属联合国所致力维护的一切自由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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